2022 年 8 月 15 日，楊子俊在東區裁判法院承認兩項非法集結罪。庭上，辯方律師以他右眼永久受傷、失去教席及 3 年來努力經營出版社為求情理由。裁判官嚴舜儀則表示，受傷及失教席並非減刑理由，他的 3 年努力，已在判刑反映。他最終被判囚 9 個月。
誠如庭上律師所言，自失去教席後，楊子俊一直努力擺脫「爆眼教師」的影子，踏實地擔任一名出版人。「法庭只可以判斷一個人有沒有罪……不是真正能評價一個人的場所。」比起法庭的評語，他更樂意讓自己的努力經由著作反映。例如他最近編著出版的《一九八四 ‧ 香港》，當中好一些骨幹內容，便是在赤柱監獄內，一字一句寫下。
「軟對抗」帽子處處高懸，出版一本書，已可被視為挑戰紅線。楊子俊坦言並非大無畏，亦不願再令家人擔心，「凌晨五、六點按門鐘（的陰影），都用了一段時間才克服。」
他自言步步謹慎、依法，但也承認若被盯上，最多的保險措施也是徒然。不過比起就此撒手不幹，他還是寧可冒一點風險，做自己覺得可以做，又應該做的事情，「我的底線是，在香港本身應該做到的事，或者香港人值得擁有的事，我們就照做。」
＊＊＊＊＊
訪問當天，是 2023 年 8 月 15 日，剛好一年。「上一年的今晚，我便去了荔枝角（收押所）。」判囚 9 個月，計算行為良好等刑期扣減，其實在大約半年前，他已刑滿出獄。在他的社交媒體，也可見有零星更新。
楊子俊明顯低調了許多。少了發表政見，也減少了媒體訪問。三年前訪問他，他已提到參與社運是為勢所逼，亦不希望自己有一天成為政客。但之後參與關於警員展示編號的司法覆核案、被控非法集結罪、以至考慮是否要參選立法會等等，楊子俊一直頻繁出現在各大媒體。傳媒甚至已習慣把他視為 612 的其中一個圖騰，每到 6 月，行禮如儀般約訪。
一直到他的案件塵埃落定，裁決、判刑後，他才終於淡出公眾視野。入獄絕非樂事，但對楊子俊來說，幾年以來，終於有一段時間，他能專心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也只見想見的人，「很多朋友想來探我，但我都不想。我真的只想見到家人，基本上每次探訪，都是出版社同事，或我自己的家人……你會發覺，自己都不太想做那些事（社運），現在想過的，是自己想過的生活。」
石牆感悟一：與文字作伴已是最樂
「在那個環境，你的求生能力很低，除了你可以控制到的，吃東西、睡覺之外，你真的沒有方法用錢，或用你的人脈資源，去換取東西回來……會覺得自己很沒用。在這個最慘的情況之下，你會更加找到自己最想要的東西……原來我真的最愛寫作，這是在裏面找到的。」
「最掛念的不是玩電腦遊戲，或者聽歌……原來自己看書已經很開心，你給我一本『金庸』，我已經可以滿足了。」
過往在名校授課，接觸到的大都是好學生，社會環境也通常不俗。楊子俊直言，入獄後遇到的人，令他「開了眼界」，「跟他們聊天時又很友善，你完全不知道，原來他背後做了很多所謂的壞事……有些人甚至說，如果我在外面認識你，可能會去你家打劫，你完全沒有防人之心，問你甚麼都告訴我。」
石牆感悟二：懲教制度真的能解決消渳犯罪？
課本上的社會倫常，道德規範，以至懲教制度，到真正身處其中，又是另一種心境，「見到很多人，他真的認錯了……可以說改過自新，我很肯定他出來不會做同樣的事，但又有些人，無論你困他多久，他沒有技能，出去之後又繼續犯法，又回來……你就會思考，為甚麼我們要困住一些人類，剝奪他們的自由，而對事情是沒有幫助的，根本沒有解決犯罪的問題。」
或許牆內的修業令他醍醐灌頂，但楊子俊絕不會說甚麼「坐監令人生更精彩」之類的話，牢獄真的難捱。他自嘲嬌生慣養，入獄後更覺得自己「廢」，「環境真的很差……近年生活都太過安逸，始終你有正常收入，有自己的地方住，可以很開心地吃自己喜歡吃的東西，過得太好了。」
他舉例說，光是「過界」，即由荔枝角收押所轉往赤柱監獄的幾天，已不堪回首，「因為剛好疫情，我們要先做個隔離……我坐了五天，所謂的水飯房……是悶到不得了，帶的書都已經看完了，其實第一天已經完全看完，我的原子筆又用光墨水，連寫字也不能，彈盡糧絕，那一刻也是很痛苦。」
不少曾入獄的過來人分享，比起食物難吃、環境髒亂，監獄的最大懲罰是「悶」，經年累月的無所事事，可以粉碎一個人的自我價值。楊子俊算是早有此著，「本身那件事（入獄）是沒有意義，但是你要自己賦予一些意義……我便選定了，要做一些編輯工作，便是《一九八四》那本書。」
暗號與西班牙文的「地下」編輯工作
他曾幻想入獄後，可以每晚筆耕，在獄中完成整本書。但現實是，連保存草稿也不容易，「我記得就是，我在荔枝角寫了一些初稿，有提到荔枝角的奶茶。那些奶茶都頗惡名昭彰，就是一些深褐式的泥黃、泥漿狀的東西……我做了一些記錄，覺得可以寫這件事在書裡，因為故事中主角其實也喝過咖啡，可以改寫為奶茶。」
「但我去到赤柱時，有些保安檢查我的東西，一看到我寫了一些東西，就說不可以再寫這些……我有說過，我想寫一些創作小說，但他說不行，不可以寫監獄的事情……說這次放過你，下次再檢查，見到這些東西就不行。」
於是，他的編輯工作變成「地下編輯工作」，不少內容都要用暗號、英文，甚至西班牙文的方式記錄，「認識了一些南美籍的囚友……他幫我把我寫的內容，譯為西班牙文。」雖然幾經轉折，他還是在獄中整理了骨幹內容，再在出獄前，把一部分草稿交給同期「放學」的囚友，雙重保險下，把草稿帶了出來。
問過一些出版界中人，他們在得知「山道文化」出版《一九八四 ‧ 香港》後，除了對楊子俊會如何改寫 George Orwell 的鉅著，怎樣把時代背景置換為香港，所謂的新結局會是怎樣等等感興趣之外，更多的反應是「嘩山道真係好大膽」、「睇個封面都覺得出事」、「有香港兩隻字都出事啦」。
無意「軟對抗」：我們的底線是合法
也是人之常情。畢竟官員們日日夜夜都把「軟對抗」掛在口邊，樂此不疲。而《一九八四》對極權的描繪，也不知道是否已墮入「對抗」的範圍內。楊子俊強調，沒有刻意要藉出版去挑戰甚麼，「是想為香港文化貢獻一些原文創作，原初的想法的簡單，無關當下香港，或政治。」
他又正色道，假如真的因為出版這本書而被控，「我真的可以拿出證據，原著中一些形容極權社會的內容，基本上我們完全沒有改寫。原作者（George Orwell）在 1940 年代寫成的。如果政權覺得，我們是在諷刺當下社會……那是我們有責任，還是政權要反思，為甚麼他們會做一些，以前的人已經預測到的事情？」
但現實是，到目前為止，政府從沒明言過，怎樣才算是「軟對抗」，越模糊的紅線，揮動起來越方便。楊子俊也心中明白，「他們覺得你是『搞事』，就會是……老實說我跟其他香港市民都一樣，開始有點無力，你說甚麼就甚麼吧。」
「但起碼，我們守住的底線是，我們是合法的，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，去理解他們的法例，包括《國安法》、煽動罪，也包括他將來可能會有的，新的 23 條……他有甚麼新的法例，或者新的案例，我們真的會看。」
對牢獄的恐懼仍在
每天與飄移的紅線為伴，是會累壞的。問到他有否想過，不如放棄算了，他幾乎沒有猶豫：「經常有。你每次的決定，都知道可能會有一些危險。都會自問，不做，其實沒有人怪你的，即是好像這本書，你沒出版，其實沒人會知道。很多時候你做的事情，都是增加風險……也有想過放棄，基本上你不可以每日、每次都做一些危險的事情。」
他也坦白說，自己會怕再被捕、再坐牢。「老實說那個恐懼，是還未撕掉，我都用了一段時間去克服……凌晨五、六時按鐘的一刻，都用了一段時間才克服。」
雖然，他自認為整套程序都走過一次了，要再捱，是可以的，但家人也是一層考慮，「他們真的很不願意見到我入獄，我覺得懲罰的不是自己……所以我自己做的事情，都是有條件的，一直都有底線，起碼我不會特意去做一些行為，不合理地增加風險。」
「你只能評估風險」
乾脆不做，和如何做，是兩套截然不同的思考。中文大學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曾分享，指這是一個「風險評估」的時代。簡而言之，想做的事情若是值得，便去衡量風險有多大，是否不能承擔。大概每個仍身處公民社會的人，都會有類似的想法。楊子俊便不約而同地說，「你只能夠評估風險，若大到不合理，收益其實是小於你付出的東西，你就不做。」
李立峯提到的另一點是，若你發現自己迴避了所有風險，「零風險」，那你其實只是迴避了所有想做的事情罷了。
所以楊子俊到最後，還是寧願每日苦思「如何做」，「我估計，自己到六十歲時，就會坐下來，如果還能打遊戲就打遊戲……好像有個倒數，我只剩下二十多年，當然可以選擇，過一般人的生活。但我問自己，是否真的想這樣做，其實我試過的，但不是太喜歡……我也想自己，生命上是有一點意義。」
會懷念教書的日子，但回不去了
俗套但還是要問，會不會懷念當教師的日子？「如果理性一點去看，我就覺得不可惜。我教的課剛好就是通識課，這門課，基本上是和香港的命運一起走……九月開學，將會是第一個學年沒有通識課，和我們以往認識的香港一起消失，我只是其中一員。」
稍待他褪去理性。「我記得剛剛入到荔枝角，頭幾晚作夢，除了見到自己很想見的人……第二、三晚，已經見到以前上學教書，那些場景」、「會想念以前的教書生活，是一個相對簡單的世界，你見到的學生，最多都是頑皮，但很多時候都不是壞人，不是被社會，或者本身的環境，令他成為一個惡魔。那個生活，我覺得是很幸福的。」
「但就算我現在留在教育界，都不會開心。認識一些前同事，已經在教公社科……一些你根本不相信的事，或者可以用小聰明，說到模棱兩可，學生好似心領神會……但這件事可以維持多久？當新一代，再新一代的人，越來越受到政權，新的教育影響，他們是不是可以聽出你那些話中話？」
一日為師，終生為師
「我自己都不相信的東西，我自己都不相信的知識，這個不應該是老師做的。」
教師是一份職業，但老師更像是一種生活方式。即使崗位換成出版人，楊子俊還是在意育人。「身分上當然不叫老師，但我覺得，都類似是在做教育工作。如果出書，那個人真的有看，有接收到一些訊息的話，都是教育的過程。」
「之前都有觀察過一些，我們出版社舉辦過的活動。當我見到見到一些人拿著書看，一些父母帶著小朋友看展覽，講一些展覽內容，我覺得這就是最好的教學。」
採訪、撰文｜劉偉程
美術｜joyleejs
Comments